3 健康城市规划的要点
3．1健康城市的土地规划
土地利用规划首先对住宅、自然和社会环境发生作用，继而对公共卫生产生影响。随着城市郊区化的发展，城市日益向周边蔓延，远离市中心的郊区社区成为城市的主体，它有赖于现代交通工具如高速公路的支撑。研究表明，传统社区中步行和骑车出行的比例远高于标准的郊区社区，而驾车出行的比例则远低于后者。(Cervero
and Gorham 1995; Handy 1996; Holtzclaw 1994; Shriver
1997)。传统社区的居民比后现代社区的居民更频繁地采用步行、骑车等出行方式。研究还表明，土地的混合使用（如居住与商务）能缩短居民的通勤距离，鼓励居民以步行或骑车来代替驾车。Cervero
(1988)用衰退方程评估了57个郊区办公中心区采用土地混合开发的效果，发现土地混合使用的程度与步行和骑车出行具有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城市的密集增长与土地的混合使用是健康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
健康城市的土地规划还重视公共休憩场所的建设。公共休憩场所为居民提供了锻炼和相互交流的机会，对于增进居民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都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只注意公园的数量和规模还不够，因为，居民对公园的使用频率受很多因素的制约，如公园中是否有值得留恋的地方，是否提供娱乐器械，这些都至关重要。只有把呆板的公园变成充满活力的公园，才能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3．2健康城市的交通规划
现代城市交通系统建立在现代交通工具的使用基础之上，道路的封闭化、高速化以及对林荫道、人行道、自行车道的挤占，都迫使人们更多地依赖汽车出行。步行专家罗德尼·托利（Rodney
Tolley）
经研究发现：每天做有目的的步行是改变生活、增进健康的最有效方法。英国医疗协会也认为，多步行1小时能够使生命延长1小时。有关公共卫生的研究表明，通过创造有利于健康的居住环境，可以提高居民的健身运动量。非机动车交通对居民的身体健康能产生积极的效果，而以机动车为主的交通设施却使得城市空间对步行者和骑车人来说十分非常危险。因此，健康城市交通规划的目的是，创造便利的交通设施，改变居民的出行模式，鼓励人们用步行代替驾车，增加身体运动，提高健康水平。健康城市的交通规划强调营造良好的步行环境，包括提供安全的人行道和自行车道，给出良好的道路标识，对机动车行速加以控制，构建发达的公共交通体系，并确保车站在步行距离之内。健康城市的交通规划还特别注重联系性道路网络的建设，鼓励采取方格状街道布置而非放射状街道设置(Frank
2000)。
3．3健康城市的社会规划
健康城市的概念是建立在这样一个道德和政治理念之上的：社会环境的不公平是没有道理的，
降低社会不公平程度是公共卫生工作中压倒一切的目标。尽管健康城市的出发点是健康，但是关注各阶层之间利益分配的平衡也是健康城市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现实中，健康城市的支持者虽然承认传统的公共卫生计划没有充分考虑诸如贫困、城市暴力、恐怖主义对公共卫生的影响，试图改变公共卫生建设中的马太效应，但实践表明，那些存在较多健康问题的社区，在健康城市中所获得的收益仍然很少（Niyi
Awofeso
2003）。其原因在于不同社会阶层的经济政治地位相差十分悬殊。建设健康城市，一方面要重视新建社区的规划，另一方面更要重视对原有社区的健康改造。那些富有的社区往往能够凭借其经济优势和政治地位得到比贫穷社区更多的利益，使得健康城市的成果分配不均。因此，在健康城市的建设过程中要制定积极的政策，防止分配天平的倾斜。各国在公共卫生工作中都十分注意结合自身情况，对于弱势群体给予不同程度的关注。在南非，贫民区的健康问题一度是城市公共卫生工作的重头戏，并成为制订南非公共卫生和城市规划法的起因之一（Parnell,
Susan 1993）。在美国和欧洲，公民的参与权都受到高度的重视，政府制订了一系列政策保证弱势群体的利益不受侵害。
3．4 建立健康城市体系，做好危机规划与管理
健康城市的建设尽管是各个城市自己的事情，但在城市之间人员、物资往来日益频繁的情况下，如果周边城市的公共卫生状况趋于恶化，健康城市也不可能独善其身。疾病尤其是传染病的蔓延必然会使某个健康城市的建设功亏一篑。因此，健康城市的建设和维护需要在整个健康城市体系中进行。没有城市间的合作，健康城市的公共卫生状况就很不稳定。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印第安纳州健康城市计划和欧洲健康城市计划都选取多个城市予以实施的原因。
在形成健康城市网络之后，还需要指定一个中心城市，由它来行使管理与协调的功能，使其在网络中的其他城市发生重大危机或遭受毁灭性打击时，能够担负起整个网络的医疗救助职能，并有效地抑制疾病的蔓延。这个中心城市需要有很强的医疗资源动员能力，能够在短期内满足突发的对医疗资源的需求；需要有良好的交通设施，以方便各地伤病员的运达，同时能够迅速接受中央政府或上一级政府的医疗资源援助；还要有强大的居民动员能力，能够在极短时间完成对居民的疫苗注射，防止疫情在本地的传播。美国马萨诸塞州在9.11事件后开展了名为MMS计划，选择伍斯特（Worcester）作为处理危机的中心城市，进行了一系列试验，获得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4．健康城市规划的典型模式
自健康城市规划在全球展开之后，各个城市都在城市规划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然而各国和各城市的情况千差万别，因此，在建设健康城市的过程中，各个城市都注重将一般性原则与自身的实际相结合，分别在不同的方面有所侧重，从而形成了不同模式。其中以美国印第安纳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健康城市模式和以非洲和拉美为代表的欠发达国家的健康城市模式最具代表性。这两种模式的主要差别，不是对建筑规划的分歧上，而在于如何根据自身状况使健康城市的建设更加有效地推行下去并确保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分配平衡。
4．1美国印第安纳模式
1988年，美国印第安纳健康城市计划是在印第安纳大学社区健康护理学院、印第安纳公共卫生协会和印第安纳州6个城市的共同努力下实施的。此计划借鉴欧洲和加拿大健康城市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并结合美国及印第安纳州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在印第安纳州，健康城市是政府、商界、艺术界、科学界以及广大城市居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它使居民就健康的概念达成共识，计划的实施改善了社区的生活服务和其他生活资源的供给。良好的住宅、充足的教育、完善的交通、清洁的环境、适合居民步行和休憩的街道与公园，都有助于促进健康城市的建设。印第安纳健康城市计划的一个重要而独特之处在于，高度重视城市（或社区）领导权在建设健康城市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把它看作建设健康城市的前提条件之一，积极支持社区领导权的建设。
城市或社区领导权的建设分为以下六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城市或社区领导人承诺。在向公众解释健康城市计划后，城市领导人决定对该计划给予足够的支持。市长和地方卫生官员许诺把推动城市居民广泛参与健康城市建设当作城市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支持并促进健康政策的制订和实施。第二个阶段，成立健康城市委员会，其成员不仅包括政府官员，也包括愿意参加健康城市计划的集体和个人。第三个阶段，城市或社区领导权的发展。通过各种方法鼓励社区领导人，提高他们对健康城市的建设水平和管理水平。这些方法包括对城市数据的整理、编辑和分析，向本领域专家咨询，参加国内和国际相关会议，与兄弟城市交流经验，共享书籍论文和视听资料。第四个阶段，城市行动阶段。每一个健康城市委员会的成员，都对城市的实力及存在的卫生问题有一个充分认识，并积极领导、推进健康城市建设项目的实施。在这个过程中，委员会一方面对已有数据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以获得进一步的信息，另一方面要承担多个项目，包括建立社区步行运动促进会，鼓励孩子多参加锻炼，参与电台健康节目的制作，教育家庭远离毒品，保持街道清洁，等等。这些短期项目产生了巨大的城市效益，从而鼓励委员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第五个阶段，向政策制定者提供数据库，推动公共卫生政策的制订。如人行道的使用方案，年轻父母的学校教育计划，价格适度住宅的综合计划，旨在降低婴儿死亡率的健康婴儿计划等等。此外，还通过了“印第安纳健康城市建设促进法”。这一阶段的工作对于健康城市的建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个阶段，地方资源及其他资源被用于城市发展的长期目标。第六个阶段，行动研究与评估
。对城市或社区领导权的评估方法有很多，其中自治调查问卷简单易行，而其他评估方法相对复杂，需要不同学科的共同努力。例如用定性和定量方法评估政策的变化、健康状况的变化、医疗变化、环境变化，以及6个健康城市计划资金的可持续性。行动研究与社区发展相结合，共同促进了健康城市建设任务的完成。
4．2拉丁美洲模式
通过泛美卫生组织（PAHO）的努力，拉丁美洲在减少疾病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然而，随着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经济利益和社会福利越来越多地流向少数人，政府的领导权也更多地集中在有产者手中。大量的农村穷人流入城市贫民区谋生，贫民的卫生问题层出不穷。为了给贫困居民真正带来希望，使他们对生活充满信心，拉丁美洲在健康城市建设中，特别注重社会利益的共同分享，把增进健康定义为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将使人们有能力把握他们自己的健康，并不断提高自己的健康水平。最终目的是使居民获得生理和心理健康，并分享社会福利，让个人和团体都能够感受到发展的潜力，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能够应付和改变自己面对的环境。健康被看作是日常生活中的资源，而不是生活的目标”(Ottawa
Charter for Health Promotion 1986)。提高健康水平不仅仅是卫生部门的责任，而是社会福利的范畴。
为了解决贫困及贫困人口的卫生问题，他们坚持“贫困人口能否减少，取决于贫民是否享有诸如经济进步权这样的政治权利。民主制度被证明是能够有效协调和解决矛盾、获得和维持社会福利的管理体制。通过加强居民的选择权，使人们在发展过程中享有更多的参与权，肩负更多的责任”。(Uniti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02)。因此，他们认为，健康城市的建设需要全体居民在共同城市价值观的指导下努力完成，平等地参与健康城市的建设，平等地分享健康城市给人们带来的福利。在此原则指导下，他们把健康城市的要素概括为：（1）市民在享有共同的价值观的基础上对城市发展史的理解；（2）多元的相互支撑的经济结构；（3）权力的分散，更多的市民参与决策；（4）应变能力，吸取其他城市建设经验和教训的能力；（5）基础设施的维护和管理；（6）同时满足社区和城市的利益。
在拉美健康城市建设的过程中，跨部门的广泛合作，团体、机构和市民的积极参与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大家互惠互利，共同规划、建设健康城市，共同分享健康城市带来的社会利益。
作者简介：李丽萍
女。1987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相继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2001年至今，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彭实铖：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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